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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样子(16)纸信伉俪:是爱人,更是知己

文章来源:七一网/​《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作者:蜗牛 发布时间:2021-10-09 08:47:20 字体:

 

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始于一见钟情,敬于人各有志,久于书信传情,终于地久天长……

书生意气,风华正茂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负责国文科目的阅卷老师是胡适。阅卷时,一篇文笔犀利流畅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关注,通篇阅读后,胡适给了满分,但按照总分排名,这名考生是无法被北大录取的,因为他的数学一分未得。

胡适对该考生的才华十分欣赏,于是在招生会议上极力主张破格录取他。幸运的是,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十分惜才的蔡元培校长,他听取胡适的主张,录取了这名数学零分的考生——日后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

罗家伦入读北大不久,就凭借自身才华成了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1918年,罗家伦与胡适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给当时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罗家伦不负胡适慧眼,不仅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更是运动中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

五四运动之前,北京的八所名校共同推举北大起草运动宣言,北大的同学又共同推举罗家伦起草。于是,1919年5月4日的上午,刚从外面办完事回到学校的罗家伦被同学们推上了写字台。时间的紧迫不容他推辞,他于是大笔一挥,写下简短却气势磅礴的180字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是宣言最后几句话,现在读来依然振奋人心,令人热血沸腾。

五四运动同年,在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罗家伦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有意思的是,罗家伦在《新潮》上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而这篇文章里的某些观点,竟与他后来的实践相悖了。

他在文章中提出,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对彼此人格上的了解,反对因“一面爱”或者“照片爱”而结婚,但是他的爱情就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他的八年恋爱,有七年多是靠着照片缓解相思的。

一见钟情,鸿雁传书

1919年12月,罗家伦前往上海开展学生团体工作,当时的他虽然貌不惊人,但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早已在全国学生团体中声名远扬。所以,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集会上,他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会上,罗家伦激情澎湃的演讲再度点燃了学生的爱国热潮。在他发表演讲时,人群中有一个女学生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他,她就是上海女子学校的学生张维桢。

张维桢与罗家伦

台上,罗家伦热情洋溢地发表言论,台下,张维桢将他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看在眼里,听到耳里,也记在了心上。爱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演讲结束,罗家伦准备下台,台下的学生们拥挤着想过去近距离接触这位传奇才子。张维桢挤到了台前,大声对着罗家伦喊道:“我叫张维桢,今后请你多多指教。”说完,她将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的纸条给了他。与张维桢的落落大方相比,罗家伦就是一个情窦初开的“直男”,几分钟前在台上还妙语连珠,这时却红着脸只会结结巴巴地说“好,好”。

罗家伦与张维桢就这样对彼此一见钟情了,在你来我往的书信中聊人生、聊理想、聊各自的生活小事、聊匹夫有责的国家时政,有时会暗暗透露自己的倾慕之意,有时也会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心意。

两人确立关系的定情信物也是特别的,罗家伦送了张维桢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暗示自己想与张维桢比翼双飞。张维桢看懂了罗家伦的心意,回赠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青春洋溢、笑靥如花。收到照片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出无限的愉快。”

1920年,被蔡元培举荐出国留学的罗家伦想在出国前与张维桢见一面,不巧的是,张维桢从上海转学到湖州读书,而罗家伦刚到上海就发高烧了,两人相距几百里,最终还是没能见面。张维桢不知道罗家伦到上海找她,直到收到罗家伦登船前写给她的信:“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

好不容易确立了关系却没能见上一面就相隔万里,张维桢心里无疑是失落的,但她没有放任自己沉浸在分离的忧伤中。早在读大学时,本名“张薇贞”的张维桢自己更名为“维桢”,表示自己对传统女子贞节观念的不满和抵抗。独立如她,在与罗家伦分离期间,她一边期待着罗家伦的来信,一边阅读各式书籍充实自己。

1922年,张维桢被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录取,次年罗家伦到欧洲求学,俩人一度因为误会中断了联系。跟许多情侣分分合合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终究是爱到了骨子里,所以这一次的分开,让他们学会了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之后更是不敢轻易说分手。

罗家伦也曾从国外寄书给张维桢,有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等,就连如何阅读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两人的距离是远的,在书籍上却达到了精神契合。这些书均被张维桢一一妥善珍藏。

纸信伉俪,情定终身

被珍藏的除了书籍,当然还有书信,以及那些溢于言表的爱意。

在罗家伦给张维桢的信件中,他对张维桢的称呼,也从一开始的“维桢吾友”过渡到“维桢”,再到“维桢吾爱”,到最后爱意仿佛要溢出书信的“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如果说异地恋最大的考验是距离带来的不安,那么罗家伦在信中对张维桢称呼的改变,无疑给了她巨大的安全感。

在信件中,罗家伦会给张维桢介绍学校景观,会与她谈论国家兴亡,会与她探讨学术之道,但偶尔也会跟一般热恋中的男子一样敏感。他会在张维桢信件减少时发牢骚:“你近来少写信。想是你朋友很多,忘记在远方的人了。”他也会在收到她来信时兴奋激动地回信:“感激欢喜的心,不必我说。”

有人说,爱一个人就是做什么都会想到对方,罗家伦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1925年5月,他在游览展会时看到一条项链,觉得很适合张维桢,就买了下来。不久之后,张维桢收到了这条项链,附带一张卡片:“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很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游览展览会的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收到礼物的张维桢欢喜之心自是不必多说,而到此时,两人已经相恋五年,却只见过一次面。他们靠着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书信维系感情,互诉衷肠。

1926年新年,张维桢给罗家伦寄去了蜜枣和松子糖。而这份来自家乡的礼物,也让罗家伦加快了回国的步伐。同年4月,他写信告知张维桢自己打算回国。但此时,张维桢也申请到了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打算秋季入学。之前两人约好了在国外一起求学,现在张维桢好不容易可以出国,罗家伦却要回国了。

最终,张维桢还是决定出国留学,罗家伦也尊重她的决定。1926年6月,罗家伦在张维桢的殷切期盼下踏上了回国的轮渡,经过一个星期的颠簸终于抵达上海,见到了心爱的她。但两人相聚的日子只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他们在公园约会,到黄浦江畔散步,偶尔罗家伦有个应酬还会主动与张维桢“告假”,且何时何地赴何人约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商务印书馆总编王云五请罗家伦吃饭,他特地写信告知张维桢:“维桢!倾回接王云五君请帖,约明晚七时在大东条吃饭,似不好意思不去。去则非九十时不能。想起和你在一起的快乐,又有减少,不高兴之至。”他不仅主动告知张维桢自己的去向,还表达自己对不能见到她的失落之情,他如此黏人的表现,倒是与他在外严肃的形象形成了反差。

在相聚的一个多月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互相托付了终身。1926年9月,张维桢前往美国留学,“纸信伉俪”再度拿起纸笔,靠书信互诉衷肠。直到次年,张维桢取得学位荣誉归国,二人才终于修成正果。

罗家伦和张维桢的爱情很好地诠释了一句话:你不是我没得选择的迫不得已,而是我千帆历尽之后仍想要的唯一。他们二人都见过了外面的世界,但最终还是选择坚持初心。

罗家伦与张维桢

1927年11月,罗家伦与张维桢正式结婚,此时距离他们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八年,而在这八年里,二人真正相处的时间不到三个月。

婚后,夫妻二人各自发展事业,没有夫唱妇随的形影不离,但同样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婚姻,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家国情怀。

罗家伦在《是爱情还是痛苦?》一文中,曾借用严复的诗句表达自己的爱情观:“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有高识侠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完美诠释了这一爱情观,他们是爱人,更是知己,是一起做学问的挚友,更是风雨同舟的伴侣。

两人始于一见钟情,历经风雨却始终十指紧扣,然后彼此钟爱一生,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责任编辑:周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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