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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文学|寂寞其芳②|梅万林专栏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 作者:梅万林 发布时间:2021-11-30 11:13:21 字体:

延安是红色中国的革命圣地。在那个年代,无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虽然那时喜欢咀嚼寂寞的何其芳还不能算是一个标准意义的“热血青年”,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面前,在幻想和梦幻中做唯美的纯诗已经不可能了。1938年春,在成都教书的何其芳,既感到异常寂寞,又感到十分义愤,他终于憋足了全部的力气大声疾呼:“现在已不是‘画梦’的年代了!”随后,他以“初上战场的新兵的激动”的笔触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

睁开眼睛,看见光明,对何其芳来说,这应该算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鲜明起点。他在答延安中国青年社“你怎样到延安的”提问时,写下了《一个平常的故事》。也许,何其芳并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万千奔赴延安脚步中较为突出的一员,因而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而已,但来到延安对于何其芳自身的意义却并不平常。1938年8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起,从成都出发,经广元、梓潼,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躲过一次次盘查和留难,月底到达延安。

延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一切都显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连空气都洋溢着一种生长的力量。何其芳感到自己完全告别了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热血在沸腾,青春在燃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何其芳的志趣并不止于此,他要到前线去,即使不能真刀真枪地杀敌冲锋,也要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9月初,何其芳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的愿望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两个月后,何其芳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迫不及待地写出了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散文《我歌唱延安》。这是何其芳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寂寞的心境仿佛一扫而光。他这样写道:“延安的城门整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每一个文字的背后,都展现出何其芳高兴和快乐的心境。在黑夜里歌唱心灵忧伤的影子不见了,冷艳哀凄的梦幻色调也不见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礼赞民族解放历程的优美乐章。

被毛泽东接见后不久,何其芳到了八路军一二〇师。一到部队,他就忙着采访,忙着搜集材料,他被八路军一桩桩一件件英勇顽强的卓越战绩所感染,从他们身上,何其芳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的道理。可是,在一次部队举行联欢晚会时,遭遇了敌人的“扫荡”,何其芳骑马赶回营地途中,不慎落下马来,右胳膊关节脱臼。不久,何其芳回到了延安。

从主动要求到前线去,短时间内却黯然离开,何其芳的心里别提有多沮丧了。这件事后来成了他无法了却的一块心病,这是一个可羞的退却,这是畏难而退,“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直到他逝世前两年的1975年,他在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3周年填的词中还写道:“烈火高烧惊旷宇,奈何我独告西旋。”并特意加了小注:“与冀中告别时,敌人正进行残酷‘扫荡’,焚烧村庄,黑夜中,红色火光烛天,景象惊心动魄,是时竟别冀中军民而西归,至今思之,尤为惭愧不已。”时间永是流逝,却难以抹去何其芳心中愧疚的记忆。我们无法想象何其芳的内心是如何走过了几十年沧桑岁月难以释怀的寂寞。

其实,何其芳的寂寞远不止这些。在写作上,何其芳同样感到深深的寂寞。初到前线,他本来是抱定了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很快,他的写作计划便失败了,他的内心感到莫名的困惑。不仅如此,他写的华北人民与军队的报道,很多都是回到延安,翻开材料簿写出来的。不但内容上不深入生活,而且在形式上耍花样。无奈的思绪在心里慢慢淤积,旧的情感开始浮现,他一时很难走出过去的抒情的老路子。日记本记录的不再是客观材料,更多的则是个人情绪与感想的抒写。旧的想要扔掉而不得,新的想要寻找而不能。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何其芳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如梦初醒,尽管他早就写了很多优美的作品,但他却感到“我过去一直还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搞过文艺”“我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都实在太狭隘了。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

《画梦录》是何其芳早年的优秀作品之一,但他却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说道:“那本小书,那本可怜的小书,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为他制造的一些玩具。”他甚至苛刻到了要对梦进行无情的鞭挞的地步了。《饥饿》是一篇自己曾觉得写得动人的文章,但因为梦的内容是牛奶、糕点和宴席,他便说这是没有与劳苦人民同梦,并进而抨击占据自己脑子的不是忧国忧民,而是忧己忧私。而《我歌唱延安》,所歌唱的也不过是自由、宽大和快乐而已,没有着眼于“曾经是奴隶的劳动人民已经作了主人”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他还非常自责地刻意贬低《夜歌》:“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呵。感到自己的歌声在这个轰轰烈烈的世界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

他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包括创作道路、创作思想、文学观和创作方法。何其芳自己认为是灵活性有余,而原则性不强。但无论他怎样刻意贬低自己,他作为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的地位是无可辩驳的。他这种矫枉过正的自我否定,完全是出于对革命的至诚。因而,他处处表现出自己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元素,他力图通过对自我的否定,早日完全彻底地把自己推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星火集》是何其芳在延安时期的重要作品。从书名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寓意,虽然他自己说取名“星火”,并无旁的意思,不过是生命中飞溅出来的一点火花,但却很难让人不想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领袖名言。很明显,他要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与领袖的要求相一致。至于《夜歌和白天的歌》,鲜明的政治指向和政治寓意再明显不过了。初版时,本来叫《夜歌》,在三版时才更名。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写的,有些是白天写的而外,还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所以,他在《夜歌》中唱道:“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

“正确的理论的光辉照到哪里,哪里就发出了光亮。如今留给我们来做的不再是摸索道路而是如何开步走。”何其芳以政治的忠心和改变自己的诚心在革命大道上努力地“开步走”。 我们看见,何其芳从一个寂寞孤独、偏于艺术上的琢磨的诗人一路走来,坚定而坚强,他所走的路正是革命的领导者所希望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因而,在文人云集的延安,何其芳被委以重任,两次派往重庆,这实在不是一个平常的故事。

那时,重庆的文艺界围绕茅盾的《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芳草天涯》正在进行现实主义问题的交锋,对立而僵持。胡风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何其芳先后与他谈了三次。不但没有达成共识,反而称他和同去的刘白羽为两位“马褂先生”。随后,何其芳写了《关于现实主义》,胡风则还之以《论现实主义的路》。双方互相不能说服对方,争论久久没有结束。1952年,何其芳作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长篇发言后,胡风便写出“三十万言书”,加以反驳。当然,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优劣对错,是非曲直已经无关紧要,但作为被派往执行特定任务的何其芳来说,他是否会认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工作没到位,任务没完成,我们不得而知。但郁闷、纠结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此时的何其芳,寂寞如毛毛虫一样时常爬满了他的心壁,这不仅是工作上的寂寞,也是思想上的寂寞,更是政治上的寂寞。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何其芳的寂寞终究是一个诗人的寂寞,是一个学者的寂寞,也是一个文艺领导者的寂寞。如果说童年何其芳的孤独与寂寞来自整日被“禁锢”在寨堡一样的家中,青年何其芳的孤独与寂寞则是自我意识突显与实现自我评价之间的灵魂之战。他为之作出的种种努力都是希望早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却总是不断地发现这之中的罅隙和差距。这是一种处于中心的边缘寂寞。在延安,何其芳努力地完成角色的转换,他在《把我当作一个兵士》的诗篇中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我是在黑夜里放哨,我想我不应该有片刻的松懈,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

寂寞的何其芳迎来了又一次思想上的超越,延安,使何其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文艺战士。

责任编辑:向俞璇,冉开梅,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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