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平:不负使命编国典 文化传承出版人

作者:来源:聚焦重庆发布时间:2021-11-30 09:35:57

1985年3月,西南师范大学党委安排我到学校做创建出版社工作,担任副社长之职。从此,我开始了36年风雨兼程的出版人之路。回想起这几十年的出版职业生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编纂好《中华大典》的《法律典》。

《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发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8年10月由巴蜀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牵头,共17家古籍出版单位提出倡议,一大批学者积极响应,包括钱锺书、钱学森、冯友兰、启功、任继愈、季羡林、胡绳等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1989年开始编纂试典,1990年8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华大典》被确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

《中华大典》自1990年启动以来,历经了无数的困难和反复。2006年《中华大典·法律典》的编纂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我认为应该挺身而出,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做点贡献。于是,我向《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打报告,主动提出投入几百万元资金,申请加入编纂出版《法律典》队伍。2008年3月28日,中华大典办公室批准同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巴蜀书社共同组织出版《法律典》。《法律典》共有《刑法分典》《法律理论分典》《行政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诉讼法分典》6个分典,共4000多万字,除《诉讼法分典》400万字由巴蜀书社负责以外,其余5个分典均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工作,而这5个分典已经找不到书稿了,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

更关键问题是作者队伍的组建。2008年4月,我邀请巴蜀书社原社长段志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献专家孙晓一起去上海、南昌、成都、重庆等地调研,组织专家学者来参与编纂,逐渐摸索形成了国家出版基金办领导、中华大典办公室质量把关、出版社资金保障、专家学者负责编纂的模式。《法律典》一干就是8年,虽历经千辛万苦,但终于完成了这项文化使命。

《法律典》2016年出版,凝聚了有关部门领导、法律和文献专家、专业出版编辑等几代人的心血。伍杰先生退休后一直在中华大典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我还记得2012年去北京向中华大典办公室汇报工作,我当天下午6点左右到达了预定的北京东四北大街汉庭酒店,他听说我到了北京,非常高兴,叫他女儿晚上开车送他来酒店。见面后我才知道,他是从医院住院部刚输完液赶过来的,这更让我感动不已。这一晚上我彻夜难眠,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法律典》按时按质完成好,才对得起这一批老同志。

2015年12月,《法律典》6个分典4000多万字,编纂出版工作圆满完成,系统整理了上起尧舜、下至晚清的法律文献史料,全面呈现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法制发展脉络。这套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法律界、出版界等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2016年7月,在《中华大典·法律典》首发研讨会上,当时86岁高龄的伍杰先生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说:“我一见到《中华大典》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其实,伍杰先生把参与大典的所有出版人都视为亲人相待,让大家感觉到编纂《中华大典》虽然很苦很累,但有伍先生这样一批老出版人、老党员的亲情相待,心里很温暖,更应当努力工作。

张晋藩先生为编纂《法律典》呕心沥血,是我们工作的典范。他亲自主持《法律典》23年的编纂工作,几起几落,但仍不忘初心。今年93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提到《法律典》坚持从中国法制实际从发,按现在的法律理论分类来编,一大批专家学者用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完成了这部巨制。如中国政法大学马建石、杨育棠、朱勇等教授,都为《法律典》呕心沥血,马建石教授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法律典》正式出版便离开人世,他们编纂《法律典》的这种学术精神和奉献精神称得上高山仰止。

1990年以来,先后共有19家出版社负责主持编纂,出版历时30年。一代又一代的出版人、专家学者为了整理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用30年的拼搏奋斗创造了这一盛世重典。 (作者 周安平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西南大学教授)